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正在同“新冠肺炎”疫情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在学院，无论是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还是身处后方的师生员工，都以自己的方式担当作为，积极奉献。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鼓舞抗疫斗志，坚定抗疫信心，学院启动了战“疫”，你我同在——师生原创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广大师生踊跃参与、积极投稿，用一行行文字、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生动地展现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精神与力量。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学院师生在抗疫阻击战中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

守护民族的善念

经济贸易与人文科学系教师  闫秀娟

十七年前闹SARS时，因为离疫区远，且赖病毒潜伏期短传染方式简单，远离疫区的我个人感触不是很深，生活也并无大影响，对于疫情的最终结果仅限于新闻里的数据认识，但祈愿病毒消失的心愿自始至终存在我心里，我相信这是当时所有人共同的心愿，病毒消失后，一切恢复正常。

十七年后的这场瘟疫，显得格外莫测，它的传播方式多样，传播速度极快。互联网的惊人效应，资讯的立体式、全方位、迅捷化使人们能全面翔实了解疫情动态，良莠不齐、真真假假的信息若喷泉涌泄，无疑增加了也强化了我们对病毒的恐惧感。疫情之下，不管对个人有没有直接影响，个人都不可能也无法置身事外。毕竟这次病毒的传播方式以及爆出的时间节点都不可与SARS同日而语，从为一国封一城到全国封村封路封社区，对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实在大。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次我深有体会。

在高速疫情防控点上工作时，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月1号那天，按规定截停了一辆丰田雷克萨斯。车是武威牌照，前往的目的地是民勤，车主是本地知名的房地产老板，除车主外，同车的有他的妻子，还有一条拉布拉多犬。当时规定，本地人本地车在体测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入境，但畜禽宠物类无论死的活的，一概禁止入境，也就是说，该车要想入境，必须遗弃宠物。他们是从兰州过来的，车被截停在缓冲区域，要嘛原路返回，要嘛丢了宠物进城。原路返回的话，兰州那边他们带着狗也无法入境，规定是统一的。

我看到他们的车在缓冲区停了很久，期间，车主打了无数电话找人通融，从他们颓丧的表情上，我知道没结果。疫情就是战争，防控就是命令，制度大如天，没人敢出头。

我也养狗，我知道那条狗对他们的意义。工作换休时我去往帐篷喝水，车上的女人看见我，马上跳下车跑过来，她塞给我一张纸条，说：“妹子，你帮帮我们！”而后慌张地跑回车上去了。打开纸条，上面写着他夫妇二人的姓名和电话，很醒目地注明了他们的房地产名称。可我无法子可想，也无能力可帮。在所有人严防死守的时刻，作为一个开通行证的，我必须以制度为准则。出于礼貌，我给她回了电话，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后来我看到那辆车掉头上高速了，执勤的交警说是劝返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2月4号早上，有一辆藏A牌照的车主，四十多岁的样子，在办通行证这里徘徊，我注意到他是因为觉得面熟，一问才知他的车被截停在高速上，他已经在这里转了三天了无法办到手续。车上是他一家三口人，他是来看望老母亲的，三年没回来了，他们一路从西藏开了两千多公里的车回来。

可他们的身份证是西藏的，即便所有人体测正常，按规定也不能入境。工作人员还是一如既往劝返他们，联想到那个啃泡面啃到嘴烂的温州小老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中午时，防控小组的领导得知事情，安排我们端三份盒饭送过去，又让交通局的车去接来了那男子的老母亲。隔着护栏，他们一家人见了面，孙子不能拥抱奶奶，儿子不能搀扶老母，带给老人的礼物由工作人员喷药消毒，午后灰白的阳光下，他们都戴着口罩保持距离说话，看着那一幕，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下午时，西藏来客踏上了归程。

想起苏轼的一句话：“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趸。”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曾经多么慷慨激烈、铿锵有为,都不可能在猝然而至的状况下闲庭胜步、处变不惊。灾难是什么？借用作家方方的话：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我想补充的是，灾难是我们许许多多人为了全局而不得不放下的个人情怀，灾难是我们无论多么不想接受但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局面。灾难教会我们何为共生共荣。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唯有集体祈愿各自谨遵医嘱严守规则制度，做好自我防护自觉不危害他人。信息化时代，各种因生活不便个体自由受限制所致的与制度命令格格不入以及违反人情的地方，可能会因媒体的高速发酵而膨胀变异，个人处其间，独善其身尚且不易。但是，我们不仅要守好自己不跑偏，还要基于善念服从要求协同作战！战争的不易正在于此，灾难带给我们的收获也来源于此此。那么，人情与命令，自由与规定，总有一个要胜出，在疫情面前，我认同后者，不妨来看史料。

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来势汹汹。曹植的《说疫气》之中，对瘟疫惨状有着详尽的记载：“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丕在《与吴质书》之中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玚）、刘（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根据史料记载，建安七子之中的王粲也因疫而死。而建安七子之中的另外两位——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让“建安七子”成为文坛绝唱，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建安诗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场灾难，文学的发展迅速进入了低谷期。建安七子是邺下文人的标志性代表，他们的逝世，代表着邺下文人集团的彻底消亡。建安七子和曹氏三父子交相辉映的文坛盛况，最终只剩下了曹氏父子，而三者之中，只有曹植一个人是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的名家。

而这场瘟疫导致的直接社会后果是，人口大幅减少，民间暴动频频，人民水生火热，处处民不聊生。汉灵帝时期户籍统计的一千万户人口，到了建安中期，全国仅剩下三百万户。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在瘟疫和因疫而爆发的战争之中，史书之中寥寥几句，却是沙场万骨枯，十室九空的地狱景象。

我们再来看看曹操当时颁布的赈灾令：但凡女子七十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的，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的，以及眼盲、手脚残疾却没有父母妻儿照顾的，都可以“廪食终身”；十二岁以下出身贫寒的幼儿“随口给贷”。除此，再无政令。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给王朗的信中有这样几句：“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已经夺得王位的曹丕尚且如此悲戚，何况是在底层挣扎的平民百姓呢？我之所以大量罗列历史，就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在瘟疫面前，无论身份地位，人人无从幸免；在疫情面前，任何流光溢彩的当下都可能瞬间成为过去。

再看一则史料。十七世纪的欧洲曾爆发一场“世纪大瘟疫”，当时死亡人数达2500万，据记载，英国伦敦每周因此丧命者有7000多人。但这场瘟疫成功地被阻隔在一个叫亚姆村的地方，没有蔓延到英国北部。瘟疫传到该村子后，有许多村民决定往北逃离，被一个叫威廉的牧师阻止了。他说：“如果往北撤离，肯定会把瘟疫带到北方；如果留下，或许可以阻止瘟疫波及剩下的大半个英国。”村民们做出了痛苦的选择，他们留下了，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瘟疫，但他们选择了善意。村民们自愿隔离400天后，瘟疫才消失，而村子里只剩下70个人活着，曾经富足的亚姆村，疫后墓碑林立，每一块碑上，都是死者留给后人的话，牧师威廉写的是：“希望你们把善良传递下去……”

以史为鉴，可明事理。我们生在一个可敬的时代，祖国是我们最有力的依靠，在疫情面前，我们有日趋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我们有积极有力的防灾制度赈灾举措，我们有一往无前勇战疫魔的白衣战士，我们有同气连枝的士农工商兄弟姐妹们，我们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导向，我们有十四亿人民凝聚的坚定果决的勇气，我们有打赢一场全民战争的制度优势……此虽绝念之穷冬，此亦多丽之阳春！我们众志成城，我们以全民战争的姿态筑起了金汤城池，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是物理学家在做实验。画面上白色的平台上是三排停止的钟摆，每排八个，实验者随意拨动钟摆使它们都动起来，一开始，我们看到所有的摆动很杂乱，发出的欻欻声音也凌乱嘈杂，但慢慢地可以观察到，这些钟摆有的正在慢下来，有的正在加速，它们的摆动频率正在变化，而且趋同一致。在临界的时间点一分零四秒，所有的声音突然变得整齐划一，令人倍感神奇。这些钟摆没有直接相互接触，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媒介就是自己发出的声音（声波）和通过白色平台所传递的振动。从一分三十五秒开始，最后一个相反的钟摆也开始加快摆动速度，与其他钟摆趋同。最后，所有的钟摆的摆动和声音都整齐划一了，这就是物理学上的振动。

根据量子力学的著名共识：万物都是振动。共振就像一个纽带，将万物相连，将我们大家相互连接联系起来。我们的想法也是一种振动，也会产生共振，并相互影响。当一群人同时发出同样的想法，其产生的想法共振将会带动许多人，当足够多的人同时发出非常美好善良的想法时，所产生的强大共振，将会带动所有人，为社会带来良善的未来。共振的过程是少数趋同多数，共振的结果是多数决定全局！而全局之所系，尽在善良二字。

在疫情防控的各个阶段，我看到了以迅雷之速度建起的医院，我看到了向死而生无畏无惧的医务人员，我体会了一拨一拨援助物资所凝结的同舟共济精神，我感动于十四亿人的牺牲自由令行禁止，我震撼于全社会上下齐心联防联控的爱国热情，这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善良吗？我深知，各行各业的人们，不论是一线工作者还是居家不妄动者，都在以特定的方式勇担社会责任，都在守好责任田的基础上心系疫情心系疫区，都在心里最温软的地方刻上了一句美好的祝愿：盼春暖花开时，英雄凯旋归！我也深信，我们大家为美好未来而共同发出的善念，必定会共振出一个美好世界，必定会共振出一个势不可挡的中华复兴。